上海市政府提出，到2020年要将上海市建设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四大中心。《财富》杂志2004年评出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大部分都已进驻上海，并正在实施企业本地化的转变。与此同时，上海的制造业、服务业的规模与日剧增。以上种种表明，上海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正进入攻坚阶段，未来15~20年是上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在贯彻执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这种策略使得上海仅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50年的业态革命，比较优势充分显现。换个视角看，也使国内的企业无法及时吸收并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式，在行业标准上也得遵从国外制定的标准，造成了国内企业有规模但缺少核心技术；有资源但缺少高效管理方式；有组织但很难制定国际通行规则的严峻局面。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企业自主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国内整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环境的制约，仅靠企业这一技术创新主体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事倍功半。究其原因，从企业层面看，在于人才的缺乏以及企业内部研发部门与其他各部门之间沟通不够；从社会层面看，在于整个社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开发类研究成果没有被及时吸收消化，创新价值链的各节点之间存在脱节。

比较起来，社会层面的原因对国内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意义更为深远，因为技术创新离不开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支持。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发展观，从协调创新体系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改善子系统内部功能着手，探讨更加和谐的创新发展模式，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目标。本着这种思路，本文以上海为对象，提出了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应该如何改善各自的功能，来促进新形势下城市创新体系功能的发挥。

 

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架构及功能

创新体系建设的宗旨就是通过协调城市各公有、私有部门的关系，为企业的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发挥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使企业利润最大化。关于创新体系，不同组织或个人有不同的见解。美国把国家创新系统分为创新执行机构、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国际互动5大部分^[1]；国际经合组织把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其要素分为：创新动力、转移因素、科学和工程基础以及环境条件^[2]；我国的学者也结合国情提出了一些创新体系构架的理论，例如，付晓东提出的区域创新系统框架建设包括创新机构、创新资源、中介服务系统、管理系统四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研究中，考虑到上海的战略目标及特色资源，将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分为科技创新系统、创新政策支持系统、创新服务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四大系统^[3]。

一、上海城市创新体系架构

科技创新系统包括上海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三大实体，它们构成了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创新源泉，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以及技术改造等手段进行科技创新，而由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创新主体特点上的相似性可以综合为科技研究系统。

创新政策支持系统主要是指城市宏观调控系统，包括市级的和区县级的科技管理部门、监督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另外还包括上海市的各级政府成立的类似创新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的指导性机构。

创新服务系统则是为创新提供包括中介在内的各种服务的系统，它主要有创新的各项基础设施；进行科技成果交换的技术交易市场；促进科技应用的创新成果转换的体系。

创新生态系统是指城市创新氛围、市场经济环境、人才教育培训环境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等创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体系。

二、 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功能

双向服务功能。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应该服从与服务于国家创新大系统，同时在创新能力有优势和国家战略必争的领域，要充分发挥本市的比较优势，立足高起点，争取成为国家科技创新高地；二是面向长三角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结合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相应的措施，降低区域内科技成果的自由流转成本。这不仅扩大了科研成果的供应网络，而且扩大了上海科研机构的服务范围，为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劲的科技支撑。

创新目标的控制与实现。由于短期利益的驱动，科研部门往往倾向于从事回报周期短，热门的研发项目。这样，基础性、前瞻性、回报周期长的研究往往会被忽视，而这类研究往往又是城市下一轮竞争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参与下一轮城市竞争，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必须能够控制并促进城市创新体系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各子系统在制定科研计划，有关政策及提供服务时要紧密结合上海的远景目标、战略目标、中长期发展规划，全盘考虑。

集成共享资源。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内大型科学仪器的利用率不足25%，而在发达国家，科技设备利用率可以达到170%至200%。在当前我国科技投资有限的情况下，科技基础条件共享性的优劣将对创新效率和科技竞争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资源共享，是实现创新的催化剂。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创新的手段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5]，按照一般的排列组合原理，所能获得的因素越多，组合的种类相应越多，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也就越高，创新成果越容易浮出水面。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信息共享的成本，并使基础条件资源的共享以及海量信息的流畅成为可能，因此，上海正着手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科技环境平台。这些平台的建设是上海城市创新体系集成共享资源功能的体现。

知识扩散转化功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科技知识的循环流转及其市场应用^[5]。创新服务系统促进创新“供需对接”和创新成果应用，创新政策系统肩负建立有利于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转移扩散的新机制和新体制的任务。上海要创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城市，技术本身的发展固然重要，但促使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制度环境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一旦有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技术本身会加速发展，而且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在此转化、升级和扩散。

 

科研机构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观

在城市创新体系中，科技创新系统处在中心地位，是创新成果经济价值转化的直接作用系统。科技创新系统功能的发挥需要其它几个子系统的间接支持，这种支持关系就是科技创新系统与整个城市创新体系协调发展观，可以从科技创新系统的三大实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出发来探讨。

一、高等院校与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

上海正在向知识型社会迈进，其中，高等院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一，高等院校通过大众教育培育创新环境。早在1862年，美国就给予妇女与少数民族等人群接受教育的机会。1944年《军人法》通过，允许越战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使850万退伍军人进入了高等学校学习^[6]。长期的大众教育造就了美国民主开放的创新文化氛围，值得我们学习。

其二，高等院校通过科研协助完成上海科技创新体系的目标。近五年，上海高等院校承担的课题中，40%以上来自政府机构委托，这个数字很大，在德国、美国，高等院校承担的课题80%来自企业委托，也即来自政府委托课题小于20%。这些课题具有涉及面广、总体投入小、服务短期战略目标的特点。就课题平均经费投入而言，高校占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的1/6。

其三，通过发展依托高等院校的创业中心与科技园来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如依托复旦、同济、第二军医大学的上海杨浦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依托上海大学的上海大学科技园区；依托东华大学的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等。

其四，上海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在德国、美国，高等院校承担的课题80%来自企业委托。德国的法律允许教师创办个人研究所，教授为法人代表，这些私人研究所按规定向校方交纳一定经费，其研究方向与学校的教学、科研方向结合，既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又促进了教学科研一体化发展^[7]。

综合起来，上海的高等院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协调发展可用图1表示。

 

图1 高等院校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

数据来源：上海科技统计年鉴（2002、2003）

二、科研院所与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

先来看看上海科研院所的整体结构。上海是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有105个转制的地方院所，以应用型为主。他们部分隶属于中科院系统，部分隶属于国务院，还有部分隶属于地方政府。

隶属于中科院系统的科研人员最少，但历年来，科研经费投入最大。中科院系统所承担的科研课题中，大部分涉及到上海城市发展的远景目标的基础研究，投资期长，是高校无力承担的。正是此类前瞻性研究，为上海城市创新发展的战略重点——“引领工程”^[[1]]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大部分国有科研单位建立于计划经济时期，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事业单位”是一个特殊的范畴，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和组织，其机构性质、管理方式、运作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均不同。因此，国内科研院所身兼数职，既服务于生产和社会需求，又是行业标准制订者及行业检测的权威。这种特殊性使科研院所转制、改制、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难题。

在改制过程中，我们不妨看看比较成功的德国模式。

德国的科研体系由高等院校、专业研究协会及企业科研机构组成。在德国，有两个很著名的专业协会：马普学会与弗朗霍夫协会。马普学会是联邦和州政府全额资助的私立科研组织，但它同时具有自主管理权利。马普学会在德国科研体系的作用是：选择创新领域；前瞻性基础研究；补充大学研究。50多年来，已有15位马普学会的学员获得诺贝尔奖。弗朗霍夫协会是德国著名的公立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协会主要为中小型企业、服务性产业，以及政府部门提供合同式科研服务。目前该学会共有55个研究所，主要分布在材料、微电子与微系统、信息与通讯等领域。弗朗霍夫协会研究的内容处在马普学会与工业界之间，为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之间搭建桥梁^[8]。

可以看出，上海中科院系统与马普学会功能相似，都是关注前瞻性研究。改制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对剩下的科研机构进行功能定位。

理想的情况是：转制后的科研单位根据转制前的自身优势给自己定位。对于与企业接触较多的科研院所，转制后应发挥弗朗霍夫协会的应用研究功能，促进知识转移扩散。对于以前从事制订行业标准、行业规范、进行计量检测等科研院所，转制后应发挥中介服务的作用，服务于整个地区乃至全国。对于以前从事公益性研究的机构，应由政府资助转为创新服务平台的构建者。做到这些，科研院所才能与城市创新体系协调发展。

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仍有65%以上的科研院所在独立开展研究，与外界合作不够。因此，在与高校以及企业合作方面，科研院所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促进资源共享。科研院所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如图2所示。

图2 科研院所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

　

　

　

　

 

数据来源：上海科技统计年鉴（2002，2003）  

三、企业与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

企业处在创新价值链的末端，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与科研院所不同，企业将创新价值链上游的技术与知识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其功能主要是经济的而不是技术的。2003年，上海经认定登记的技术交易项目达27292项，成交金额为142.78 亿元，与上年度同比交易项目数上升了4.93 %。企业已成为吸纳技术成果的主体，共吸纳各类技术21605项，占全市总数的79.16%。

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是良性创新生态环境的特征之一。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后，科研投入方能更加充足，科研方向也会更加明确，创新资源才能获得合理的配置。

在美国，有上万家企业拥有研究与发展实验室，其中100家大企业雇佣着约300万科技人员，占全国就业科技人员的60％－70％；每年投入的科研资金达1000多亿美元，占全国科研开支的70％；研究工作量占整个工业界的绝大部分。^[9]

在德国，技术能力集中程度相当高，其国内研究与发展能力的31%集中在西门子等7家大公司。一般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都占到6—10%。德国的科技资金达到每年500亿欧元，其中来自经济界的资金大约330亿元，占60%以上。企业承担了2/3的科研任务^[10]。

据新近出版的《2004上海科技进步报告》的数据，本市各类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已占全市总量的68.4％，R＆D投入占全社会投入的54.7％，所占比重已经连续4年高于科研机构。这两个“超50％”显示，在上海，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日益突出。

2004年，本市大中型企业中，大部分已建立技术开发中心或研究所（室），其中与大学和独立研究所联建的技术中心约占40％。同时，在首批入选“上海科教兴市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的29个项目中，企业领衔、通过产学研联盟承担的项目超过了80％。

客观地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相结合机制要真正全面落地生根，还需要继续探索。

在芬兰的科技计划中，几乎100％的项目要求产学研合作进行，这使芬兰的产学研合作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而2004年度上海所有新立项目中，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开展创新还只有50％。

不久前，上海开始向全社会征集第二批科教兴市重大项目，明确提出必须100％地由企业牵头申报。这种明确的政策导向，体现出政府的决心和信心。

上海业已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成国内最完善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之一。涌现若干个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形成若干个技术创新活跃的产业积聚；拥有若干个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基地和研发中心。

要实现这些目标，针对目前的情况，企业必须将自身的特点与创新体系的功能相结合，从以下方面来选择协调发展的途径。通过吸收上游成果来推进知识的转移扩散；通过产学研委托课题的形式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以市场为导向选择科研课题，构建良性的创新生态环境；最终实现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这种策略可用图3表示。

图3 企业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

　

　

　

　

数据来源：上海科技统计年鉴（2002，2003）

结 语

通过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三者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合理分工，能有效地完成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在实施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科研机构贯彻了城市创新的各项政策，合理利用了创新服务体系提供的各种服务，科研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同时，从科研机构的实践中，也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服务需求，从而为创新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实践依据。通过二者的协调发展，最终能贯彻“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与跨越式发展，使上海在新一轮发展中抓住机遇，跻身世界一流城市之林。

参考文献

[1] .  付小东．区域创新系统构建之研究．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1，3:5

[2] .  王春法．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5期

[3] .   汤兵勇等．上海市科学委员会2004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城市创新体系与科研机构布局的关联研究．2004年11月

[4] .   郑金武．尽快推进科技资源共享[N]．科技时报，2004年3月11日

[5] .   Chris Freema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9,5-24,1995

[6] .   Cooke, P.; Morgan, K. (1998): The associational economy: Firms, regions, and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7] .   Walton Grigram .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s[N].News Week,2002,9

[8] .   郭军灵，徐炎章．论美日德三国非营利科研机构的管理[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1），79~81

[9] .    刘强，赵晓洁．德国国家技术创新系统运行机制[J]．上海：德国研究，2003，(4)，18~19

[10] .  俞悦．德国科研管理经验与借鉴[J] ．杭州：杭州科技，2003，（5），42

本文为上海市科委2004年资助软课题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欧阳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