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样稿：476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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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分析

梁 伟   杨 风

（济南大学城市发展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2）

农民市民化进程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其发展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这些障碍归纳起来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第一、成本障碍分析

市民化农民的成本大致可归纳为经济成本、心理成本、亲情成本和风险成本四类。

经济成本是指农民工进城后为“获取就业机会”、“提高生活质量”、“把握投资机遇”等城市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主要有：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中的其他开支；为获取在城市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及其他相关证件而付出的证卡成本；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所形成的求职成本；参加务工培训支付费用的培训成本；房租、饮食、日用品、医疗等生活成本。

农民市民化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异地转移，所以要付出很高的心理成本，一方面是对城市陌生环境的恐惧和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农村的眷恋，尤其是那些从条件较为优越的农村地区流出的农民，往往会有失落感，认为进城打工是自讨苦吃。流动使农民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和交往圈，短时期在城市中又无法寻求新的社会资源和融入城市社交圈，难耐的孤独和寂寞无法得到排遣。

亲情成本是指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与亲人异地分居，产生的对亲人的思念和盼望团圆的心情。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转移，原有土地将会因此而丧失，经济成本增加。为了降低经济成本，保留原有土地和农业收入，转移不得不以劳动者个人为主，大多数家庭成员，尤其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留在土地上，居于原地，从而导致了亲情成本的产生，带来了转移的脆弱性和不彻底性。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需要承担的风险大致包括：失业、就业过程中的权益损失、意外伤害等。其中失业中的风险被归为经济成本。就业过程中的权益损失包括工作单位拖欠克扣工资，劳动条件差，独立生产经营者受到各种干扰和歧视等。伤病、工伤、车祸和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对象等也都是农民工要面临的风险成本。这些风险成本是就业、享有各种权利的信息不足造成的，农民工在“过上好日子”的模糊概念中进城，在城市中承担很大风险。这些风险往往是父母阻止子女外出的理由，同时也是一些农民工城市化中断的原因之一。

在诸成本中，经济成本往往是农民是否居留城市的最关键因素。火车票、汽车票价格的提高，使他们尽量减少往返于城市与乡村间的次数；一定时期的失业常把他们理性地推回农村；收入偏低、工作不稳定使他们对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持不参与态度等。西方经济学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城市对农民的吸引，转移是农民工比较成本与收入后的理性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舒尔茨曾经指出：“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微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城市对农民的吸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可能是文化上的，相当数量农民工进城是为了“开眼界”。如果经济上的吸引因为经济成本的增大而有可能丧失诱惑力的话，那么文化上的吸引则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心理成本、亲情成本的增长而丧失魅力。

第二、 政策障碍分析

对进城农民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工的待遇，直接影响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无庸讳言，近年来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农民市民化开绿灯，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考虑和权衡，往往采取不同的做法，使政策受阻。原因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统一决策，分级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不同的责任，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出台某项政策时，往往会在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出台那些能使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政策。出于为市民利益考虑，城市政府以本市劳动力充分就业为重要目标，并将此作为保证市民收入提高的一个手段。为此不得不规定企业在用工时，依照“先城镇、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的用工次序。总之，城市政府在对农民市民化问题上，实行排斥和抑制政策的多，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

第三、 制度障碍分析

制度障碍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和迁移管理制度。195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随后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辅助性的行政措施，诸如城市人口“定量商品粮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以《条例》为核心，以其他辅助性措施为补充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迁移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迁移管理制度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防止农民工大规模涌进城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分为两大类，使两者成为极不平等且很难逾越的两大社会阶层，强化了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即使是已进城多年且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和待遇，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为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把户口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子女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地位直接挂钩，使户口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农民成为社会身份的概念。户口不仅增加了农民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同时也因其内含不平等使得农民融入城市社会的难度加大，最终带来其市民化的中断。

二是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实行土地承包几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了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人分口粮田，劳分责任田”的“两田制”，使得一些进城农民不能完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出现了“人在外心系田”的现象，农民在农忙时来回奔走，制约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有的进城农民因无暇顾及土地，而导致土地撂荒。在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又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现行的土地制度明显影响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妨碍了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步伐。

第四、 信息障碍分析

能否提供有效的劳动力需求信息，是确保农民变市民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分散落后的农村信息闭塞，加之个体农民所处地位的局限性，很难得到及时可靠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只好盲目流动，盲目流动的结果当然无助于实现农民市民化。从目前农民流向和流动的地区分布来看，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向本省范围内的城市流动，通常占转移农民的79%以上（如下表所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得不到跨省流动的有效信息。目前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寻找就业机会，其信息的获取几乎全部靠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的帮助。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跨区域迁移甚少，所以跨省界之后，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大大减少，信息不灵也就在所难免。由于信息障碍，农民不清楚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状况，不知道该向哪些城市流动，不少进城农民反映，这是他们在向城市流动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

资料来源：谢扬 《城镇化与城镇人口增长预测》

第五、 素质障碍分析

外来民工在找工作中还要面对一场素质竞争。来自武汉劳动力市场的消息显示，市场对搬运工、勤杂工等‘力气活’以及厨师的需求都在锐减，技术要求较高的工种所占比例已近30%，大大突破前两年的15%。企业大都对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文化水平方面，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其中20%以上的岗位需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技术水平方面，80%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水平，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文凭这个大多数农民工曾经陌生的字眼正在走进他们的生活，靠力气吃饭的日子正越来越难。

另据四川省的一项调查表明，四川省经过技能培训的输出转移的劳动力年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4800元左右，而没有经过培训的年人均收入为3300元左右。技能培训让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提高了近50%。①

大量事实证明，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高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决定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也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培育市民观念，承担市民义务，得到“老市民”认同，取得市民资格。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不快，障碍之一是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知识和能力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

第六、认识障碍分析

由几百年历史所形成的，以及解放后我国政府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造成了市民对农民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从而对进城农民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在目前城市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缩小了市民的就业渠道，压低了市民的收入，势必引起市民的不满。在经历了几乎从未发生过高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期以及工资水平持续提高的放权让利的改革阶段之后，一旦失业率提高，工资收入增长放慢，市民埋怨、责备的对象，往往集中在过去不允许存在的进城农民身上，认为是进城农民挤占了自己的就业岗位，民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另外，地方新闻媒介对农民工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给市民形成了错觉，似乎城市中目前存在的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有关。

参考文献：

姜作培 《农民市民化必须突破五大障碍》『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6期。

注：               

① 〈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25日 第3版

责任编辑：徐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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