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GDP：上海城市竞争的“软力量”

Golden GDP: the Soft Strength for Shanghai Urban Competition

文：余南平YU NANPING（华东师范大学亚欧中心研究员）

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上海今天已经面临如何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考验，随着土地开发成本上升、劳动力价格上涨、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繁忙拥堵……诸多“城市聚集”负效应的影响，上海城市的综合商务成本上涨已经给城市竞争力保持带来了显著的压力。鉴于城市商务成本提高的持续与刚性化结果，在产业结构的转换中，希望长期保持第二产业的高增长，借以实现理想中的城市现代化，显然不是上海城市竞争长期可取的战略选择。而研究世界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史，可以有借鉴意义的思路则是，在人均GDP从5000-8000美元的快速发展阶段，加速提升城市的“软力量”，并借以保持长期核心竞争力，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上海的产业结构现状

和发展战略认识

在2003年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新一届上海市政府提出“科教兴市”的城市战略发展方向。以2001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上海市一、二、三产业占GDP产值分别为1.72%,47.57%,50.69%，虽然在表面上海第三产业的GDP产值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开始向人们概念中的服务业社会转型，但如果仔细在第三产业结构中进行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突出比例计算，其中金融业占GDP12.5%，批发、零售、餐饮业占GDP11.1%，交通、运输、邮电占GDP6.9%，房地产占GDP6.3%，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业总计占GDP2.4%，而将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产值相加才刚达到3%。因此假如考虑与知识生产、传播、消费相关的产值总量的话，实际上这些产业的总和还不及单一的房地产业。基于这个现状事实，我们不但可以肯定，上海目前是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制造业城市，同时它的第三产业还是一个巨大的低服务形态构成。

面对这个并不令人满意的产业结构，我们虽然提出了“科教兴市”的大战略设想，但就其实现途径来看，必须面对几个选择。

首先，看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增长。

对于上海第二产业的作用与地位，大家目前明显有不同的认识。从支持发展的观点与理由看，上海第二产业的增长对目前城市GDP构成及社会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上海已经形成了汽车、钢铁、电子信息制造、石油化工等六大重点产业（2002年六大产业产值4517亿），能为城市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和现金流入，同时制造业还吸纳了158万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构成的31.11%。另外借鉴香港的经验，人们普遍担心，如果没有制造业为城市产业基础，那么经济环境一但发生变化，城市经济增长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出于对“产业空心化”和“离制造业”的担心，在发展战略特别突出强调第二产业的工业化战略作用。

从反对的观点看，目前主要是考虑上海的综合商务成本，是不是有利于第二产业保持竞争优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战略选择上，除了我们通常认识到的短期与长期的矛盾及谈论的成本因素外，对于制造业的认识，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产业的周期性因素。这六大产业，除了电子信息制造外，目前基本上都在最佳产业景气状态阶段，而根据产业周期特点，在一段景气后，制造业本身也会出现调整。1996-1998年的世界性制造业低迷，国内房地产产业几起几落，全球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向我们表明，城市制造业与经济周期、产业周期有相当大的关联性。

（二）制造业扩展限制。上海的制造业目前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产业联动，如上汽销售的增长，对宝钢产出的拉动。但以2002年增长速度最快的汽车工业为例，目前全国规划设计的能力是500万辆，几乎占世界年产量的1/4。我们有必要冷静地考虑，如此巨大的产能，需要多大的消费能力？这个产业联动扩张会不会受到国内消费瓶颈的制约？

（三） 产业簇群能力。上海目前号称六大支柱产业，2002年普遍的高增长，使人们产生了乐观的认识，认为我们有能力齐头并进，平衡发展六大产业。但如果研究世界城市产业簇群的构成与分布，我们不难发现，今天世界上无论那个城市的经济容量，都不可能带动六大产业同时发展。以美国为例，大型城市如纽约不过是金融、广告、出版、多媒体四个产业，而一般的城市与州通常就是二到三个产业。因此，尽管在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以及制造业近两年的良好表现，使我们对制造业产生乐观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但面对未来的发展战略选择，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制造业增长的约束性条件（如汽车只可能在国内市场销售，在海外根本没有竞争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海制造业的增长局限与城市产业簇群的容量，不能被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所迷惑。设想一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资本回报作为硬约束的条件下，我们还可能有第二个宝钢、第二个石化吗？上海还有多少土地空间来制造“商务盆地”呢？

其次，看第三产业增长转换途径。

对于上海第三产业现状的数字分析使我们清楚，目前上海的第三产业不仅在GDP总量构成上较北京低（北京61%），同时上海第三产业突出地以低服务行业业态存在，如商业批发、零售、餐饮，交通、运输、社会服务，而与知识生产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的产出非常小，因此寻找第三产业转换途径，并希望占据服务业高端领域是上海第三产业增长的现实难题。

以金融服务业为例，上海已经拥有了证券、期货交易所，拥有了外汇、黄金交易中心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各跨国金融机构也纷纷落户上海，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今天上海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建成像纽约一样的金融中心地位，金融保险服务人员不过9万，较纽约5%的从业比例有很大的差距。同时由于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在2001年上海的金融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果说金融市场的不可控性及行政区域性，是上海第三产业中金融行业高端服务转换的约束，而在信息咨询服务、科学研究基础等领域，与北京相比，上海的弱势则更为明显。

那么，在第三产业中，我们如何选择重点突破呢？

首先是认识。我们必须把高起点规划发展第三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2003年的市人代会上，市政府提出了2200亿的基础投资计划，但没有明确提出知识产业发展规划与项目。所以，是将“科教兴市”停留在概念、口号阶段，还是落实、突出，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

其次是路径选择。分析上海第三产业各子行业的优势与基础条件，我们认为除了继续巩固、发展金融服务业外，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从文化传播业入手（上海较长江三角洲其它城市相比，乃至在全国，这个产业具有绝对的核心竞争优势）。如果我们将文化传播产业作为城市竞争的软力量，寄最大希望创造一个“金色GDP”行业，那么未来的长江三角洲经济互动、协作发展中，上海将牢牢地占据领头羊的位置。

软力量及产业战略价值

尽管没有对城市“软力量”的精确定义，但借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的说法，“软力量”就是国家竞争战略中除经济、军事以外的文化传播影响力与渗透力，并借助其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综合力量。根据这样的观点，如果从国家竞争战略高度及实践结果看，显然今天的美国依靠其文化产业传播的强大“软力量”（世界信息传播总量的65%来自美国，8个最大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的85%），不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着其实物性产品，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其文化精神产品，并使其社会价值观、日常生活方式与商业管理模式的影响力日长夜大。

如果说奈的观点是站在国家竞争战略与国际关系角度看待与分析文化传播产业的价值与作用的话，那么，在制定上海今天的城市发展战略上，我们同样不能回避和无视文化传播产业，这个“软力量”的产业价值与社会价值。

首先，从知识工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看。

就知识工业的教育、研究与发展、交流工具、信息机械和专家咨询五大构成的相互关系影响而言，显然交流工具不仅是知识产业的重要构成，同时创新性知识活动的成果也必须依赖快速、有效、低成本交流传播才能形成现实的知识生产力。虽然在通常的认识中，我们都清楚现代都市的成长是依靠强大的信息产业增长作为基础，但“所有的信息从字面的普通意义看是知识，而所有的知识不能都被称为信息”。给出这个著名断言的纽约大学教授麦克鲁普不仅强调了“知识”与“信息”的差异，同时他还框架分析了实用性知识、智力知识、娱乐与情感知识、精神知识和宗教知识五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并将其称为"知识工业”的基础。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清楚，除了实用性知识在给我们带来增长的物资产品与信息交流的手段，知识工业的其余绝大部分产出都在增加我们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的增长本身不仅需要有效的传播，丰富的文化产品，同时它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恩格尔系数本身表达的真正涵义则是：社会的发展与伴随的信息增长必然要求强大的文化传播产业作为其手段和根本消费目的。而从这个角度分析，文化传播产业的增长没有产业增长的物质极限约束，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体验经济的自然选择过程。根据美国学者派恩对美国经济的研究，40年间，无论以价格指数计算，还是以年复合增长率计算，文化传播产出(体验经济形态)均远远高于产品与普通服务产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金色GDP”的战略价值。

其次，从文化传播产业的自身产业价值看。

尽管由于传统意识和观念的影响，我们长期在文化传播产业意识形态与经济双重属性中，比较着重强调文化传播产业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宣传价值。但就知识社会的发展现状看，现代文化传播产业往往在意识形态之外还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产业价值。

    以全球文化传播业最发达的美国看，其文化传播业1998年已达到4800亿美元的年产值，占GDP的6%左右，单电视业的总收入在1997年就达到了515亿，而349家文化传播类上市公司也已拥有了3800亿美元的资本市场价值。十大传媒公司中的时代—华纳2001年员工十余万，营业收入已达370亿美元；《华盛顿邮报》单张报纸的年营业收入也以达到24亿美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影响力并不太大的加拿大政府，鉴于保护本国创造性文化传播的需求，在1994-1995年间58亿加元的文化传播产业投入，带来200亿以上的GDP产出，并创造了新的60万个就业机会。

对比之下，发展迅速的国内传播产业中的强势媒体中央电视台2001年的广告收入也达到了54亿，2003年则有可能突破70亿。因此，文化传播产业的低投入，高产出，高附加值的特点，使其不仅有降低知识传播成本、扩大知识传播范围的特殊功能，同时它本身也在提供巨大的经济产出，并增加知识创造的就业机会。

最后，从文化传播产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看。

城市的发展历史过程告诉我们，强大的城市经济需要强大的文化传播，而文化传播的强大则更可有效地带动城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尽管在历史上欧洲的伦敦、巴黎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制造中心，而且在区域内还是城市成本最高的都市，但其巨大的文化产出不仅使其城市成为世界之都，同时也带动了城市金融、贸易、旅游、运输产业的极大增长。而今天在知识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尽管纽约并非知识经济时代的“硅谷”，但全美十家发行量最大报纸有四家在纽约，全美四大电视网三家总部在纽约，再加上时代、麦格劳—席尔等十几家大出版公司和百老汇一年出品的几十个剧目……，这些“软力量”的存在，不仅使纽约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经济、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思想发源地，同时，其文化传播产业还有效地培育了经济的“聚集”效应，促进了城市金融、贸易、服务等经济活动的繁荣。因此，如果说文化传播产业的发展，在历史上过去曾经带来过世界之都的出现，那么今天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文化传播则更可有效地保持“资本眼球”的注意力，使城市提高其影响力与辐射力，在产业转型中保持核心竞争优势。

结  语

综上所述，分析上海城市发展战略选择，我们认为，文化传播产业作为现代城市的“软力量”，自身不仅创造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承担知识启发、知识传播、知识转化、知识提升的工具型功能，而且它的成长还是国际型大都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力的经济竞争手段。因此，上海在面临新的改革与发展机遇中，不但要着眼于城市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进，着力于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还必须整合现有文化传播产业资源，培育竞争，开拓进取，探索创新，积极做大、做强、做精文化传播产业，将文化传播产业的价值提升作为有效的“别具一格”的差异性来主导城市竞争战略。欲成为国际性影响力城市的上海不但应该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有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二十一世纪的磁悬浮，同时我们还应该有一流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节目，有一流的产经、财经、新闻评论，有真知灼见的文学、艺术评论，有快速迅捷IT报道……，只有这样的国际化和都市化，上海才能在思想活跃、知识创新与知识的传播中寻找到高成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此，我们愿意借用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写于186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一书序言中的一个极富想象力的题目——“艺术品般的国度”，而我们在今天的上海城市发展中，在创造“金色GDP”中，是否也能同时创造一个“艺术品般的城市”呢？

责任编辑：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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